那时候我才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谁家的粮食都不够吃，便时常随着父母和别的大人到山上采山野菜。那是在的苇河林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上能够吃的野菜种类特别多，现在大多数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清晰的，也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刺嫩芽、蕨菜（蕨类有很多，例如猴腿、老牛广等）、婆婆丁、苋菜、小根蒜、荠菜、苦菜、柳蒿芽、小叶芹等等。人们采回这些野菜后，有很少一部分用来炒菜吃，蘸酱吃，但那时油更少，做菜也不好吃，而且要用野菜充饥，也不能只当菜吃，所以很多都切碎以后掺上一点粮食，做野菜干粮或野菜粥等等，吃些日子就吃够了，而且也不耐饥，小孩子们都撑出个大肚子，但大多数都营养不良，但那时并不懂这些。

　　我记得那时我一顿饭就能吃下两个大菜团子，约摸足足有一二斤重。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下大雪，母亲早上给我用大饭盒装了两个大菜团子和一点咸菜，我背着书包，抱着饭盒子，趟着很深的大雪走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一进班级，正巧老师将几个迟到的学生堵在门口生气呢，我手有些冻僵了，很笨拙地向里面挤，但一不小心就把饭盒掉到了地上，结果饭盒摔开了，里面的菜团子不仅掉了出来，而且还摔碎了——那里面并没有多少粮食，没有粘合力——我很害怕，连忙去掉在地上的碎菜团子，老师也很不好意思，让我们赶快回到座位上去了。中午，我就吃的那盒掉到地上摔碎了并且粘上了灰土的菜团子，要不就不能到下午了。

　　我记得有比较特别的是一种当时叫做“广东菜”的蕨类野菜，很好吃，长在山间潮湿的地方，人们采的非常的多，当时对这种菜也没想到什么，但后来学到了一些知识，就渐渐奇怪起来，长在北方的山野菜，为什么叫做广东菜呢？这个疑问一直到后来看到这种野菜大量出口到日本，便顿悟，于是向别人发表我的“考证”，说那一定是“关东菜”的变音，可能与当初日本人占领中国，把东北尤其是称为关东有关，那时不是有“关东军吗？

　　不过，最初吃山野菜是一件很不浪漫、很没有诗意的事，那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们挨饿受不了，才漫山遍野地什么都吃，甚至连山上丰富的山野菜都被采光了，包括一些树叶和树皮——榆树钱很好吃，榆树叶就不好吃，但能充饥，还有榆树表皮下的那层软皮，能用嘴嚼出滑溜溜带淀粉的粘液，这层皮晒干磨成粉，就能掺到粮食里面作干粮。一些有一定毒性的野菜例如“灰菜”，也曾有人吃过，倒没听说毒死过人，但听说吃后人们浑身，也是很很可怜的事。

　　后来，生活渐渐好了，人们不用再拿山野菜充饥了，但因为有的野菜还是很好吃的，所以人们还是经常采一些来吃，我住的地方离山比较远，上山自己采山野菜不多，但常有些亲朋好友送一些，也就没断了吃点野菜，不过不象挨饿那年头那样经常了。再后来，人们生活中大鱼大肉越来越多，于是山野菜倒成了好东西，经常是在比较像样的酒宴上都能吃到山野菜，而且越是生活标准高的人越是讲究吃山野菜，而这时山野菜也有了新说法新价值。据说山野菜有种种优点，诸如绿色、营养、保健等等，说是对因常挑剔的日本人就非常热衷于吃山野菜，这样山野菜就越来越贵了。到八十年代中期，家乡苇河竟然与日本群马县合资建了一座很像样的山野菜加工厂，这些绿色产品成为价值很高的出口食品，身价也就越来越高了，很多人都有点买不起了。

　　现在，离开家乡已经有十多年了，家乡的山野菜吃的越来越少，这几年竟然基本断顿了。但大连倒是还有山野菜，这样也还时不时地吃得到山野菜。

　　大连这地方的山野菜肯定不如多，尤其是我们认识的不多。生长山野菜的地方，近的如离家不远的童牛岭，远一点的如大黑山，这些地方的山林里都有不少能吃的山野菜，比如各地普遍都有的蒲公英，也就是婆婆丁，还有小根蒜，苋菜，蕨菜，苦菜等，这些原来就认识，来到这里以后很快发现了，就抽空到山里采来吃。后来经过大连人的指教，也认识了几种当地特有的山野菜。例如有一种叫“大耳毛”的，很大的绿叶子和嫩茎，采回来用开水烫了以后，味道闻起来有些像的刺嫩芽，可以蘸酱吃，也可以包馅吃。还有一种当地人非常推崇的野菜，大连话的发音叫做“山木杂”的，到底是用什么字来称呼，我现在也不大清楚，这种菜是一种非常细小的小灌木的嫩芽，单棵虽然很小，但因为分布很广，只要找到，往往是一片一片的，采起来也挺容易的，采回来做包馅的菜非常好，也有其他吃法，算是大连山野菜的代表之一。我们曾采回很多，一时吃不了，就用水烫过，撰成团冻到冰箱里，可以留到春节吃呢。

　　想起来，前几年每到春天的时候，妻子都非常热衷于上山采山野菜，有时我们还与别人结伴，专门乘车到比较远的大黑山上采野菜，那也就成了大家一次欢乐的野游野餐，其情形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非常的难忘。可是，自从妻子病倒以后，这样的一份特殊欢乐也就停顿了，两个年头了，到现在仍难以找回以前快乐的时光。

　　今年一定要再上几趟山，寻找往昔的记忆，也再尝一尝自己采摘的山野菜那份悠远的馨香，这是花钱买山野菜没法体会出的生活情趣，添几分自己创造的快乐，有多么惬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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