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正在热映的电视剧《伪装者》，不禁想起采访过的那些抗战时期发生在的地下工作故事，那种惊心动魄，比电视剧还精彩。比如中人和俄罗斯姑娘阿格拉菲娜的故事，就是他们的子女讲给我的。

　　1920年秋，俄罗斯赤塔郊区聂尔欣斯克村，村苏维埃家里，住进一位中国伤病员，他就是苏联红军华人支队。

　　村苏维埃的妹妹阿格拉菲娜帮助哥哥照料前额负伤的。当她为前额缠绕纱布时，手都有些微微发抖：“你疼吗？忍一忍，上了药就会好些了。”疼得脸上渗出汗珠，却还是硬撑着，并微笑说：“不疼，没事，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这种坚强打动了24岁的阿格拉菲娜。二人渐渐熟悉起来后，阿格拉菲娜知道了17岁就从中国山东贫苦的农民家庭出来，到海参崴做工谋生。十月时他参加了苏联红军游击队，转战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他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见过列宁，在战斗中带领华人支队屡建战功。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又赶上自然灾荒，阿格拉菲娜想尽办法弄来好吃的，自己不舍得吃一口，都用来为补养身体，对照料得无微不至。

　　战争结束后，没有返回苏联红军部队去评功评，而是留在养伤的村子，默默地干起小时候在山东农村种地的老本行，起早贪黑辛勤耕耘，与妻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然而对祖国的牵挂，还是促使他于1929年春天，带着全家人回国，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来到。

　　1931年，国际把的组织关系转到中组织，成了一名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担任了满洲省委的交通员，他位于铁公园（现儿童公园）附近地下室的家，成为满洲省委秘密培训抗联将士的，抗日名将李兆麟、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当时满洲省委同上海和国际保持着双重联系，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不幸，1934年初，省委决定让机警能干又会俄语的接替这项工作。不论是到上海，或是到苏联赤塔，沿途都重重，装扮成商人的他必须巧于周旋，随机应变，应对各种。

　　又要准备到上海去了，阿格拉菲娜在帮助丈夫装文件。随身携带一只半旧的藤箱，其秘密夹层可藏文件（这只藤箱现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文件都装妥了，阿格拉菲娜给藤箱里塞进几件刚刚洗过的旧衣服，把毛巾、肥皂和牙具放进去，还把摆在家里窗台上不怎么看的小说，扔箱里两本，“有坏蛋，这能帮你掩护”。

　　乘坐的火车刚到山海关，不少突然上车，让乘客打开所有行李。怎么办？情急之中迅速取出文件藏入一本小说里，将小说悄悄塞进内衣，然后溜入厕所，将文件迅速地撕碎嚼烂吞到肚子里，回到车厢悠闲地翻看小说，顺利通过了检查。到上海后，他向汇报了文件上的内容。

　　的，全城。这时，在道里炮队街（现通江街）108号平房，新开了一家小铺，经营日常杂货，小铺的老板头戴礼帽，身穿褐色大褂，他就是我们熟悉的。

　　随着特委的成立，建立了特委国际交通局，由负责外国人会见处工作。这家小铺就是秘密国际交通站，以老板身份为掩护，负责接送和掩护从国外来的同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回国的留苏学生，或从苏联开会回国的同志。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日伪对象，这个联络站就是要他们的安全，迅速转移他们，同时也兼顾掩护东北抗联来办事的同志。

　　一次接到情报，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年轻同志来小铺接头途中被敌人打伤后住进市立医院。由于隐蔽工作的性质，不能亲自前去打探，只能委托妻子。

　　阿格拉菲娜想办法借了一件白大褂穿在身上，手中还包了一个包袱，来到市立医院。看门的宪兵上前阻拦，阿格拉菲娜用俄语说我是这里的护工，又指了指手中的包袱说，这是病人等着要换的衣服，边说边若无其事地走进医院。

　　阿格拉菲娜正逐一病房寻找，突然看见走廊角落白色屏风后面不时有扛枪的在晃动。阿格拉菲娜径直奔向屏风后面的病房，猛一推门，发现里面床上躺着一个满身血迹的青年人。

　　拦住阿格拉菲娜，道：“已经和你们医院说过，这里是一位从苏联偷越过境的，不经我们允许不许进来。你怎么进来了？”

　　形格拉菲娜擦干泪水，坚强地拉扯着最大才15岁的五个孩子，历尽艰辛和。回忆说：“我们家住在贫民窟，哪有床啊，就睡在地板上，也没有被子，把衣服脱了压在身上盖着睡。衣服都是别人可怜我们送来的大人衣服，老大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

　　的四女儿，78岁的张忆伟说：“记得那时，我妈妈在马迭尔饭店帮人家刷盘子，要干到很晚，有好心人就把剩饭剩菜让妈妈带回家。当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盼着妈妈早点回来，那时饿啊，饿得哇哇直哭。

　　“后来，我妈妈去犹太医院当卫生员，有的俄罗斯人对妈妈说，你何必呢，遭这么大罪，领个白俄事务局的证明，不就有面包有细粮了？妈妈回到家里曾经说过：你们的父亲为了他的，连命都豁出去了，我不能为了一片面包，失去我的人格。妈妈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忘。”

　　1946年丁香花盛开的时节，一辆少见的基辅车停在阿格拉菲娜住的贫民窟前，时任松江省的冯仲云从车上走了下来。阿格拉菲娜激动得热泪盈眶：“伟的话了，我们的人来了！”冯仲云把阿格拉菲娜和孩子们带到自己在松江省大楼里的家，一直住到1950年。的五个孩子，都由冯仲云亲自做了安排，为纪念，他还将的三女儿张道珍改名为张慰伟，四女儿张道君改名为张忆伟。

　　1978年9月，阿格拉菲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84岁。在她弥留之际，有人提议，将她埋入外侨墓地，她摇了摇头：我刚到，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我早已把心交给中国丈夫，交给中国了。她提出的唯一请求，是将一面微型党旗贴到她的胸口。

　　阿格拉菲娜张（前排中）和大女儿（前排右一）、三女儿张慰伟（前排左一）、四女儿张忆伟（后排左一）、小儿子张道滨（后排右一）。

　　势越来越紧张，为防备万一，与家人分住。不让相隔仅两条街的妻儿来小铺，来了也要或以顾客身份出现。曾经在国外大工作过的84岁的二女儿至今记着不让在小铺里叫爸爸的委屈：“我母亲在这方面非常严格，告诉我们要记住，不管谁问你们爸爸做什么的，就说不知道，或者说到外地去做生意了。”

　　1937年4月15日，由于特委韩守魁，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恰恰此时，有一个隐蔽战线的工作会议要在召开，一些外地交通站的同志正在赴哈途中。

　　这天深夜，坦诚地对妻子说：“虽然我的身份还没有，但我不能走，这里正安排一个会议，紧急通知已来不及，我若先走，敌人会抓住来这里的同志的。一旦我出了事，你和孩子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下去，一定要等我们的人来，他们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4月20日，在全城大的第五天，阿格拉菲娜从远处望见日本宪兵包围了小铺，旁停放着多辆汽车和摩托车。阿格拉菲娜强作镇静走进小铺，一面说“掌柜的，我要买面包”，一面向居住的后屋张望，屋里一个伪瞪了阿格拉菲娜一眼，哼了声：“不在！”阿格拉菲娜不顾一切地掀开门帘冲了进去，看见丈夫已被戴上手铐，日本宪兵正在翻箱倒柜进行。见到阿格拉菲娜没有说话，一个日本宪兵用力将阿格拉菲娜推了出去。

　　这就是他们夫妻最后的一面，1937年7月26日，历尽威武不屈的在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时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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