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争先恐后地将中国形象作为自己的描述对象，从此欧洲人的生活以及国家意识形态都融入了异国情调。这个时期异国情调在英国文化艺术中的表现是不同凡响的模仿，也在哲深思层面上介入较深。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由于引入的中华文明传统思想和中国器具、商品越来越多，欧洲人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使“中国风格”从英伦岛遍布整个欧洲。“中国风格”第一层含义是在中国艺术的作用下，主要是一些实用艺术其中包括中国丝绸图案、瓷器商品及园林设计等；第二层含义是美术作品和工艺品都运用中国风格。紧接着，英国社会开始东方的风俗习惯和风度品格。中国风格在英国表现为抗衡古板的古典主义而推崇一种奇特罕见的风格。“中国热”使英国人对异国情调产生兴趣，这种兴趣很多时候是一种造作的心理表现。

　　东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启蒙运动”时期有关东方的一手绝密材料大部分来自传教士的札记和。根据欧洲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强烈的外向需要，促使“启蒙运动”的产生。“启蒙运动”明显的体现出东方文化受欧洲人的青睐，中国形象为作家在和启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在和反对的前提下，大部分启蒙思想家对外来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致，他们的初衷是利用外来理论支撑自己的观点。由于他们于中国的安民之道、哲学以及教育模式，将其视为榜样，使中国文化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中国文化同样是英国思想家用来和反对教的有效的手段，同时他们也注重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对和的启蒙效果。这一时期英国的很多作品都借助东方形象为表达形式，以东方旁观者的视角和揭露现实社会，但其性和可靠性令人疑惑。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文学踏入异国情调的鼎盛时期。在浪漫主义诗歌中，东方情调开始影响诗人的审美观，作为诗人表露个人情感、以及想象力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浪漫主义表现为想象力的延伸，诗人一方面显露出对英国民歌、民俗的热爱，期待从民间寻求灵感和；另一方面，又于异国情调，试图从东方探寻更宽广的想象空间。在某些层面上，想象力的延伸可以通过异国情调的想象特性来满足。由于不同的诗人对东方的人生观、体验、了解程度以及对的各抒己见，影响着东方形象的建立。以“湖畔派诗人”和乔治·戈登·拜伦及珀西·比希·雪莱诗歌的东方幻想为代表：“湖畔派诗人”认为东方情调是丰富情感的根源，虽然应用不多，只作为诗歌的背景装饰，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诗人罗伯特·骚塞在作品《撒拉巴》的开场用美妙的语言来描写沙漠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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